中美利差近期重新压缩至历史低点位置,导致市场对于后续的境外资本流动关注度提升。


目前中美10年国债利差收窄至30bp左右,中美3年和5年国债利差分别倒挂12bp和 1bp。中美利差的压缩更多来自于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而非现实。


目前美国债券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的加息已经具备了较为充分的预期,对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相对较高,而国内货币政策的预期更多以稳定为主,造成了中美利差近期的快速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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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11汇改后的情况来看,上一轮中美利差的快速压缩位于2017-2018年,当时美联储仍然位于加息周期,国内则开始通过降准进入货币宽松周期,中美利差从2017年底的155bp快速压缩至2018年底的30bp左右。该阶段人民币汇率也出现了较为显著的贬值,美元兑人民币从低点6.4左右上行至6.9左右。


目前我国相对于当时阶段而言,也面临相似的宏观环境,中美长债利差收缩至30bp左右,中短利差已经实质性倒挂。但相对于2017-2018年而言,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的空间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压缩,预计中美利差进一步缩窄的空间有限,且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预计相对于2017-2018年也相对更弱。


一方面,汇率环境相对于上一轮2018年底的利差低点而言较为有利,人民币汇率经过2年的持续升值仍然处于高位,为后续的货币政策争取了一定空间。另一方面,当前阶段短端的利差,尤其是1年以内国债的利差仍然处于高位。美债收益率已经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美联储后续紧缩节奏的加快,且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复苏放缓的迹象,例如消费者信心指数和PMI商业信心指数的下降。


中美利差收缩的同时,不同阶段的股票市场表现存在一定差异。2018年和2022年初同时出现了中美利差的大幅收窄和股票市场的大幅下跌,但2020年3-4季度开始中美利差再度收窄,股票市场仍然处于震荡上行的状态,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在于基本面的不同趋势


2018年我国面临民营企业的信用风险爆发的问题,GDP增速从年初的6.9%下降至6.5%,出口增速也出现了大幅下降,2021年底到2022年初市场对基本面的预期也相对偏弱,均对股票市场的投资情绪造成较为显著的影响。


但2020年3-4季度我国仍然处于疫情之后的经济反弹阶段,经济增速上行趋势显著,尤其是出口增速持续走强,中美利差的压缩在更多程度上来自于美国经济增速的反弹。在此基础上,股票市场更多受到国内基本面尤其是出口景气度的影响,而中美利差同时受到两国基本面的影响,两者之间同步性较高但因果关系并不强烈。


中美利差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行为。


整体来看,近年来境外投资者对股票持续处于净买入的状态,持仓规模维持同比正增长状态,且中美利差和外资股票持仓增速的同步性相对较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紧带来美债利率的上行和中美利差的压缩,导致全球资本市场流动性向美国回流,对于国内股票市场的配置也有所降低,导致股票市场承压。


2022年以来从北上资金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外资持股数量还是持仓市值,都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同时股票市场的下跌也较为明显,但从后续来看,境外投资者的行为预计将难以成为股票市场的核心影响因素


一方面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其对境内股票市场的投资不仅仅受到全球金融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政策预期的影响,其持仓规模的同比增速和国内出口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国内出口目前仍然维持一定的韧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外资持仓的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从美债长端利率的角度来看,对于后续美联储收紧的预期较为显著,中美长端利差大幅压缩和境外投资者大量卖出的概率在逐步下降。


总体来看,2022年海外的金融环境收紧对于国内的资产定价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境外投资者的买入意愿下降甚至卖出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国内货币政策预计仍将存在一定以我为主的空间,内部环境仍然是宏观政策发力的重点。


在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相对充分的情况下,冲击最为猛烈的阶段已经基本度过,后续压力会有所降低。本周北向资金净流出128亿,较前两周有所收窄。随着权益市场反弹企稳,外资流出压力有所缓解。


从中长期来看,海外金融条件的冲击确实存在,但境内基本面和政策仍然是定价的核心因素。在稳增长政策逐步发力,且境内流动性环境维持稳定充裕的情况下,国内资产价格会遭受境外因素一定的冲击,但整体表现预计仍将以稳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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