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是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和媒介。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经济金融直接影响到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只有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紧抓“钱袋子”，才能赢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获得最终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到：“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领导建设的金融事业。早在中共三大《党纲》中就提出“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启。主要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的痛苦，以农民为尤甚”。而解决“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的办法，应由“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

1924年12月，浙江萧山县的衙前农民协会创办了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这是农民协会兴办的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均为义务职，没有行政类费用支岀，资金来源无息，贷款也不计利息。每笔贷款金额以3-5元居多，用途以生产为主，少数用于口粮、修屋甚至丧葬，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

到1927年5月，湖北省全省5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发展到了多达250万余人。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制定了详细具体的金融经济政策，《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案》提出“各县农协应以没收之财产，迅即成立信用合作社”“各县成立信用合作社，选择适当重要地点设立分社，使农民便于借贷、储蓄”，“没收土豪劣绅财产，作农民银行基金”，还专门明确提出“以年利百分之二贷给农民”。

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引起了上海租界外国列强和工商买办阶级的极大恐慌。上海工商界、银行界，以及背后的国际银行势力以“清共反共”为条件，给予蒋介石4000万银元的融资，远超苏联1924-1927年间总计约3000万卢布（约合2700万银元）资助。

有了充沛军火供应和强力金融支持，蒋介石毫无顾忌地开始实施“清党运动”，发动“4·12”反革命政变。7月15日宁汉合流，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国共第一次内战开始。

各地农民协会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等层层重压下陷入停滞，农民协会兴办的农民银行及信用合作社也在腥风血雨中遭到残酷镇压或被迫解散，发行的券币停止流通，部分领导人被捕甚至被杀害。

然而，这只是红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挫折。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办金融的尝试虽然短暂，但成效显著，为红色金融事业的开展播下了最初的火种，为后续土地革命各根据地占领金融阵地、创立和发展金融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后，随着湘鄂西根据地的逐步形成和推进，银行机构随之建立。湘鄂西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决议要求，陆续建立金融机构，摆脱国民党金融体系的制约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金融盘剥，发行工农民主政权的纸币，活跃赤白区域间的商品贸易。

从1930年初到1931年末，成立了石首农业银行、监利县苏维埃政府金融机构、沔阳县苏维埃政府金融机构、鄂西农民银行、监利县农民银行、鹤峰县苏维埃银行、鄂北农民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等，财政金融工作成为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有力保障。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回顾这段红色金融史，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在金融人才、金融知识、财政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实现了红色金融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

中国的红色金融史是一部英勇的“战斗史”，也是一部辉煌的“创业史”。学习这段奠基立业的红色历史，能够指引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让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用金融这把“温柔的手术刀”解决社会发展中痛点和难点问题，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